美国最伟大的专栏作家李普曼认为：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国家，那就去大学里和新闻学院的学生谈谈。我愿意向你们介绍中国，顺便可以检验一下这个结论的可信度。
调查显示你们对广场舞和京剧两个关键词很感兴趣。很巧，它们都和文化有关。在这片正发生着炫目变化的土地上，它们的命运却迥然不同：一个是剧变下新兴的衍生品，一个因与变化格格不入而岌岌可危。
以中老年妇女为参与主体，聚集在公共场所，跟着音乐载歌载舞，这种休闲方式在中国蔚然成风。他们也走出国门，跳进了火车车厢，跳到了莫斯科的红场、巴黎的卢浮宫。这和你们身边认识的老人可能完全不一样。
在中国的网络上，将这一群参与广场舞的主体人群称之为大妈。这个称呼你们一定很熟悉，因为她们会出现在你们的华尔街，会担起挽救法国打折季的重任。只是你未必听得出来这是略带贬义的。
从中国古代的《红楼梦》开始，贾宝玉就偏爱少女，觉得上了年纪的女人面目可憎，北京话用事儿妈去形容那些多管闲事的女人;对年轻女性形象的批评也是：你这么年轻，怎么打扮得跟个大妈似的。对大妈们，人们的态度并不友好。
在中国，女性的价值体现在家庭和子女，自我这个词是模糊的。而到了大妈这个岁数往往是子女离家的空巢期，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支柱。心理学家称之为中年危机。然而，广场舞的出现，让我对它能够解决中年危机乐见其成。
广场舞让她们不再孤单，她会结识许多朋友，而不再总是受儿女琐事的捆绑，她们将越来越接近真正的自我。我看到很多大妈因为融入了集体，变得活泼、快乐，有了个性。我相信，再跳上几年广场舞，会分化出更多的小集体，集体读书、集体公益、集体旅游、集体唱戏那时候，所有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。
我想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，都正在学习包容这种探索自我的热情与活力，因为我们不愿意自己的嘲讽，让他们再次回到死气沉沉，自我模糊的生命状态。
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，让每一个人变成更好的自己，是我们这个国家剧变后真正想抵达的彼岸吧。
巨变之下，有的在诞生，有的在渐渐消亡。比如你们关心的京剧。这种咿咿呀呀的唱腔，变得与这个凡事追求快的时代越来越不搭调。不过，我这个圈外人，无资格断言这种艺术形式未来的命运，却愿意和你分享它的美好。
你去听，程砚秋的《春闺梦》：去时陌上花似锦，今日楼头柳又青。可怜侬在深闺等，海棠开日到如今，唱得人柔肠寸断。
你去听，《沙桥饯别》里唐太宗送唐僧之语：过桥便是天涯，相忘于江湖的苍茫。
你去听，《取成都》，成都王刘璋唱西川文武刀刀斩尽，悲愤苍凉，满腔愤郁。
京剧与中国的唐诗宋词不同，以通俗白话示人，但仍然隽永、动人。京剧的词还得配合着唱腔，我相信即使你对词的理解不够透彻，当你听到那或古朴，或苍劲，或柔软，或细腻的嗓音，你仍会有自己的体悟。
说完这些，不知你发现了吗？其实两种文化的命运决定权，其实在于你，在于我，在于每一个人的态度。当我们懂得包容，懂得欣赏，懂得理解，它们会呈现出自己最美的样子。
一个国家大抵也是如此，它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创造。巨变之下，我们的灵魂和头脑，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样子。
说得差不多了，你觉得李普曼说的话还有几分道理吗？
很多年前，中国最富盛名的主持人白岩松去美国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说：在过去很多年里头，美国人似乎在用望远镜看中国，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。
为什么要用望远镜看呢，欢迎你们来到中国，用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解最真实的我们！
